为了跟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六法全书》划清界限，新中国成立后，法学深受苏联法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像民法学这种以保障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与人格平等为主要研究任务的法学学科，因为被视为具有资产阶级私法学的性质，不得不被民事政策学所代替。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对中国人而言，自然觉得外来的一切异样的新东西都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对外来文化总抱着高兴接受、容纳消化的态度。

（二）人权发展各领域各层级多维度的政策冲突中国人权进路与传统人权进路之间的紧张问题是由三重因素导致的：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污名化中国人权。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被自由主义民主替换，并认为后者终结了人类民主制度。 齐延平，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中国宪法取道人民立场、平等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平等的自由与人权，使命型政党政治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构成当代中国人权全体与个体双面向模式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石，全体面向的人权促进以平等为原则，而个体面向的人权保障则以自由为底色。[57]当代中国人权内生发展新形态如果缺乏普遍性内涵，那么其除了暂时性意义之外就不具有持久性价值。

我们并不否认，在当代中国人权的发展中，冲击—回应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维度，但需要时刻警惕冲击—回应模式背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当代中国与西方的人权切入进路、实现机制及其背后的价值选择均立基于对各自独特内生性问题与挑战的回应。(79)《大学》，同注(20)，第6页。

《尚书·泰誓》载：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正反例子都告诉我们，历史是割不断的，剔除糟粕和吸收精华的工作仍须进行。(100)儒家文化的这些观念，决定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既不被物御，也不御物，更不会去征服自然和外界。人们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会实现相互确认和保证对方的合理地位与利益。

西方文化中独立的个人的观念，可能关联着基督教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训喻，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那里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们应当跟随上帝。爱与敬，其政之本与？(53)难道对人的爱与敬不是政之本吗？孔子所作的这一反问，体现了儒家视仁为政治之本的思想。

这一主张后被译为conscience(良心)，记载在作为宣言基础条款的第1条当中，与理性并列。从文化上比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儒家恕道对人的合理地位和利益的判断作用，以及其在今天人权建设方面的意义。(45)《论语·述而》，同注(20)，第114页。或有人说，如此作为的这许多人是共产党人，党有要求，也有纪律。

二、儒家传统中人权因素具有的特点在讨论儒家传统的人权因素之前，有必要先讨论其所具有的特点。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国与民、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上，学界用民本一词来概括儒家思想，可能是借用了《尚书·夏书·甘誓》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如果以为儒家文化会引起中国争霸，那实在是误解误判。

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都向外引入新的文化，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是，中国人在文化上并没有变成西方人，中国社会也没有变成西方社会，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色保持了与西方不同。在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中，地官大司徒有一法定职责，就是以保息六养万民。

(74)《论语·子路》，同注(20)，第163页。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有效地保障了大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34)孔子还说过：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82)参见《论语·尧曰》，同注(20)，第222页。(46)《中庸》，同上注，第32页。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同时，包含平等性因素，即将人、己视为相同的，有相同欲望、相同要求、在本性上一致的人。

(68)《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同注(12)，第227页。(43)所谓无知之幕，考察起来，还是恕道的运用，它是让人考虑在人、己间不断作主体转换并作度量。

这个公道，与西文的权利所含的对正当正义的词义，还是很有对应之处的。(80)《论语·为政》，同注(20)，第61页。

(35)朱熹在注解中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85)孟子在与齐宣王讲王政时说，鳏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100)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本版，第224-225页。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⑥但所谓人应有的权利，一定来源于对人在社会中应有之地位的理解，因为，权利本身意味着人际关系，意味人们相互间应当如何对待。扫叶山房辑：《百子全书》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7页。

⑤关于这些不同观点的研究状况，孟庆涛的儒家人权话语述论一文作了很有意义的归纳概述。(72)《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同注(20)，第235页。

儒家观念中的君子的养成，既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修齐治平、立人达人的过程，即知与行的统一。在现代正义制度设计中，我们常谈及和引用罗尔斯提出的关于制度构建的两个正义的原则，一个是权利平等原则，另一个是差别的合理安排原则，两个原则产生于他设想的无知之幕之下的人们的必然选择。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我们大量的扶贫干部下到农村工作，大量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迎险而行投入抗疫。

这些制度是否存在过，我们已难知晓，但无疑，《周礼》的这些记录，还有《礼记·学记》中的教育制度记录，同样承载着儒家的理想，也影响了后来。[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4页。将家、国、天下还原成社群的人际关系，在儒家这里就成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所期望和要求的，就是各守本分，如《礼记·礼运》提到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王阳明也曾说，圣人之心视万物为一体，视天下人为兄弟赤子，天下人心起始都与圣人无异，只是后来受物欲所蔽而相互隔绝，其甚者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而教化之功在于使其心体复于本然。

这一前提，与近现代西方文化以独立的个人为前提来理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无论现代意义上中西文的权利，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分，都含有文化上评价与选择的意思。既然我们已在一个社会中，我们的选择就是如何使这个社会更好而不是更坏，这很容易引导出要求每一个人为社会更好或不能使其更坏的责任，而不是导出每个人向他人主张的权利。

但长期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主流思想，就其影响之深远和广大而言，超过了其他文化支流。(60)《中庸》，同上注，第21、28页。